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茅于轼

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茅于轼
中国经济报告，2007年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从1978年改革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我想，这个进步就是制度变革的作用。我们一步一步在用好的制度代替不好的制度，我相信，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下去，我们的制度会变得越来越好。

什么是好的制度？

那么，什么是好的制度？好制度和坏制度区分的标准在哪里？

我认为，好的制度是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制度。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地得到承认和保护。所以，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我们不能通过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实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则就是不平等。

我们常说的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这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不能让他们为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的话，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因而表示同意。但是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都说是打倒一小撮，保护大多数。

大家把自己列为大多数之中，没想到，斗来斗去，最后全都变成了那一小撮。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少数人的利益。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地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

按照上面的这个区分标准，我们可以看到经济适用房政策就是个不好的制度。因为它不平等，有些人可以买，有些人不能买。虽然给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制定了各种限制条件，但是很多有钱的人却在里面钻空子，用低于市场上商品房的价格购买，而不能钻空子的人只好去买高价的商品房。即使严格执行标准，没有人钻空子，那么买得起经济适用房的人也并不是真正贫困得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至少他还买得起经济适用房。

当然，他可能买不起市场上的商品房，但是暂时买不起他还可以租房，等有钱了再去买商品房。现在政府又推出“限价房”，这个政策也不太好，和经济适用房是一样的道理。我这样说，和我们“居者有其屋”的提法并不矛盾。“居者有其屋”的意思是大家都有房子住，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产权。你买不起房，政府可以帮助你，给你建廉租房。

如何建立起好的制度？

好制度的标准不难理解，但是要建立一套好制度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会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建立制度的过程就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而任何一方都有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别人利益之上从而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冲动。所以，要建立起一套好的制度，就必须要使得各方利益在博弈的过程中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互相制衡，不能使其中一方的利益凌驾于别方的利益之上，也就是要限制特权、直到取消特权。

所以，改革的过程必定是充满困难的。而我们欣慰的看到，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我们是一直往前进的。

从2005年以来，出现了一股反思改革的热潮。大家对改革不满意有各种原因。现在40岁以下、30岁以下的人，很多对改革以前的状况还很不了解，所以就很容易否定改革的成果。我是经历过那种物质匮乏的时代的。吃不上肉，每个月给你半斤肉票；北方一半以上的人都吃的是粗粮，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点白米白面。现在还有人挨饿吗？吃的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虽然还有一两千万的贫困人口，但是他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缺钱用罢了。这样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应该承认，我们现在有现在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走回头路，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继续坚持改革下去，取消特权，而不是取消市场，因为我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在市场经济下，虽然会有人贫困，但是穷人可以变富人，现在很多的富人都是有过去的穷人变过来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有机会创造财富、走向富裕。市场经济是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容易造成贫富差距过大。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小部分贫困的群体，政府可以帮助、扶持他们，比如资助他们上学、看病、建廉租房、发放小额贷款等等。

举个例子，劳动力价格在过去的十多年，一直在低点徘徊。在南方珠江三角洲那样富裕的地方，工人辛苦一个月挣不到1000块钱。但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老板压榨工人的问题。因为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供求关系就决定了价格涨不上去。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随着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劳动力的价格肯定会涨上去。现在其实已经有这个苗头，我估计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就会改变过来。

所以，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个稳定的政治必定是精英治理的，因为治理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必需有精通相关问题的专家来治理，没有文化的人、素质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这个责任的。反智主义的做法会把社会引向混乱甚至是崩溃的边缘。但是精英必须要考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要让精英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考虑，同样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就是民主。

如何帮助穷人？

改革至今，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容忽视。我们要改变现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到底应该怎么办？是不是鼓动穷人起来反对富人？或者剥夺富人的财产分配给穷人呢？

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现象，我认为是很不好的。这种现象就是：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错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九亿人口彼此监督，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富。

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目前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当然，我不仅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

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

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为了解放穷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创造了一个穷人国。穷人并没有变富，反而更穷了。倒是改革以后由于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做到了两亿人口脱贫。这是世界银行客观的研究报告，没有人能够否定。可惜的是至今还有许多人执迷不悟，醉心于造反致富的理论。

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些问题一时难于搞清楚，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财富创造和合理的财富分配。其他的想法只是忙中添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人与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样的保护。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