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关注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解读《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岑科
 
    茅于轼先生的著作《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终于出版了。作为他长期以来的读者，我知道这部书的诞生历尽了千辛万苦。我也相信，这是迄今为止茅于轼先生针对中国社会问题发言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说？看看这本书讨论的问题和思想线索就明白了。

    第一，中国人的焦虑和怨气来自社会不公，即财富或地位的不平等。

    追求平等是人类的天性之一，财富或地位不平等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财富平等和经济效率是一对矛盾：对平等要求太高会损害效率，完全忽视平等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对财富不平等可以温和地限制，但不能设想去消除。而人与人之间地位不平等，意味着社会中有特权压迫存在，会导致严重后果。中国当前社会中矛盾和怨气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社会正义缺失，没有地方讲理。因此，未来中国发展除了协调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消除人与人的地位不平等，实现民主和法治。

    第二，中国房地产乱象，集中反映出社会贫富落差巨大的现实。

    住房问题是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典型。居住条件的巨大差异，最直观地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财富不平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由于富人拥有大量财富而缺乏投资渠道，纷纷购置房地产，导致房价快速上涨，住房大量闲置，出现了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为了让低收入人群能够购买住房或有房可住，在社会舆论要求下，政府出资兴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并不创造财富，而且保障房建设不按市场规则进行，导致它的生产、分配过程出现低效、***、不公等问题。

    第三，中国最严重的贫困问题在农村，其制度根源依然没有消除。
    中国最严重的贫富问题是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根源在于国家长期对农村采取歧视政策，束缚了农民的自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经济自由扩大，农民进城打工，工资逐步提高，这种状况有所缓解。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未来社会发展中要想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应该进一步放松对农村的经济管制，扩大农村金融自由。另外，最重要的是恢复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让他们从土地产权交易中受益；并在城市化过程中帮助农民解决住房问题，使他们向真正的城市居民转变。

    第四，中国富裕阶层的安全面临着来自社会和自身的双重挑战。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企业家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除了少数靠特权关系牟利者，大部分企业家在致富同时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应该受到肯定。但另一方面，富裕起来的企业家应该懂得社会责任，包括投身慈善事业，也包括抵制或避免***行为，帮助社会实现清明与和谐。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就像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受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主导，把富人当作批判和仇视的对象，结果是人人受穷。 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天赋、能力、运气不同，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应该积极正确地看待。

    第五，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会遭遇左右为难的困境。
    缩小贫富差距有两种办法，一是政府税收转移，一是富人自愿捐赠。在自愿情况下，缩小贫富差距能提高社会总效用，有利于经济稳定和谐发展。有些国家实行全民福利制度，弊端是政府强制进行收入再分配，降低了经济效率；但它同时满足了人们要求平等的天性，因此受到很多百姓的欢迎。在中国社会中，由于税制设计不合理，民间公益活动受限制，近年来贫富差距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反而有所恶化。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基本权利不能保障，需要改善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

    第六，追求权利平等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焦点和问题核心。
    一个社会中人人财富均等，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但人人权利平等既可以实现，也值得追求。它意味着法律公平保护每个人的权利，没有人的权利高于其他人的权利，没有谁违反法律而不受制裁，而且人们拥有这些权利不会发生冲突，这样就能最大限度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它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避免社会陷入暴力循环的制度安排——即法治和人权。要实现法治与人权，必须消灭特权。它要求大家一方面和特权阶层的特权行为作斗争，一方面清除自己头脑中的等级观念。在一个没有特权、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只能通过协商妥协来解决利益冲突和思想分歧，因此宽容很重要。没有宽容精神，就没有民主自由和法治宪政。

    第七，民族主义和国际冲突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变数。
    在某些条件下，政府职能与国家主权对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有积极作用。但在更多的时候，国家主权观念却是推广人权的巨大障碍。原因是有人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混淆起来。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稳定等口号鼓动下，政治家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实行专制，损害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表面上是维护国家利益，实际上是牺牲人民利益，维护政治家的利益。要减少这种悲剧，必须认清人民利益的核心是生命、财产、自由得到保障，国家主权只有保护人权才有意义。因此，在一切社会交往和国际关系中，要贯彻人权高于主权的信条，用“以人为本”的观念取代“以国为本”的观念。

    第八，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任重道远。
    一旦人权得到保护，没有人强制侵犯他人的利益，社会必然发展出市场经济。它能通过分工、交易、价格等机制，鼓励发明创造，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繁荣进步。这是人类两百多年来历史发展给出的证明。未来的人类社会只要存在资源稀缺，希望保持生活富足，就离不开市场经济。但是，由于人类理性自负和对财富平等的追求，计划经济思想永远不会消失。为了市场经济免遭破坏甚至遗弃，需要经济学家不断重申市场经济理念。

    总之，茅于轼先生的这部著作，不仅关注到当下中国社会中最热点的疑难问题，也指出这些问题背后的制度与文化根源，并揭示了很多让社会产生矛盾冲突的观念陷阱，为中国走向文明法治描绘出一条清晰的道路。我丝毫不怀疑，他在书中呈现的犀利的思想观点和深刻的历史经验，会在中国未来5到10年的社会变革中不断显示出超凡的重要性。它太需要更多的人来认识和传播了。